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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仅仅是用来对付敌人的

发布时间:2010-07-23

近日,针对陕西省国土厅就矿权纠纷案否定陕西两级法院判决一事,最高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对于法院的生效判决,行政部门不能够干扰生效判决的正常履行。这是最高法对陕西省国土厅干扰司法的明确回应,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如果放任陕西省国土厅这样肆意干预法院判决,各行政机关群起而效仿,法院的判决将再无人相信,司法权威将名誉扫地,人们将更加信仰人治而非法治。

  为什么依法治国提出这么多年了,一个厅级行政单位仍然置若罔闻呢?这不仅仅是个案,在生活当中,如果法院判决不利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机关经常会选择一慢二拖三观望,对法院判决阳奉阴违。陕西省国土厅不过是把人治与法治的矛盾摆在桌面上、公开化了而已。要想遏制人治,必须清楚官员脑海里那些一以贯之、长期形成的人治思想。什么样的人治思想呢?

  这就要追溯到建国初期关于法律建设的争论。据《炎黄春秋》记载,19551月,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作了许多指示,他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1955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这些话并非随意说出,而是代表了当时的思想倾向,那就是法律只是斗争工具,是拿来对付敌人的,而绝对不是束缚自己的。换言之,我们要的就是“人治”。谁也没有想到,崇人治贬法治的结果是天下大乱。文革时期,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面对红卫兵的冲击,曾经拿着一本宪法来保护自己,可是,当法律早已无效的时候,宪法不过是个装饰品而已,又怎么能够保护已经变成“内奸、工贼”的“资反头头”呢?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是雷锋日记里的话,曾经影响了好几代人,然而,如何判别同志和敌人?不是靠法律,而是靠权力,谁的官大谁就有裁判权。时光荏苒,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人治思想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少了许多立足之地,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治仍然经常在某一地、某一时处于主导地位。陕西省国土厅对法院判决的蔑视,多半是由于在他们看来,法律是咱们自家院子里的武器,是对付敌人的,是对付和自己过不去的人,怎么能够拿来约束我们自家人呢?

  把法院当成被领导单位,把法律当成只对付敌人不约束自己的工具,如此作为,损害的是好不容易推进的司法建设,损害的是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渴望,更损害了人们对法治社会的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含的既是敌人,也是自己,何况,现在早已不是阶级斗争的年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自有法律来衡量,如果以权代法,那不是有无法无天、回到文革的危险吗?最高法及时出手,遏制地方行政机关对司法的践踏,理所当然,还应当治其一个蔑视法庭之罪,看看谁以后还敢仗权欺法?!是可忍,孰不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