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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为何下令保护溥仪末代皇族

发布时间:2010-07-23
    1945年8月14日,中国大地重光,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和德王的傀儡政权同时坍台。显然,跟溥仪等战争罪犯算总账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不料,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正在进军东北的人民军队下达了“妥善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这显然是溥仪当时完全不能理解的。

  对这件事,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公元1908年12月2日。

  严寒笼罩着中国,笼罩着北京,笼罩着紫禁城,笼罩着太和殿。

  殿前广场上的文武百官正朝着金銮殿内的御座叩拜,坐在御座上的人竟是3岁娃娃,他显然还不能依靠自身的把握坐稳这把龙椅,有位27岁的年轻人这时正单膝侧跪在龙椅的下面,伸出双手扶持着娃娃。

  这里正发生着举世皆知的事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正式而隆重的皇帝登极大典。那娃娃便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而侧跪着扶持他的年轻人就是摄政王载沣。随着这次盛典,宣统纪年开始了。

  这时,在位于湖南省湘潭县的秀丽的韶山冲,有位意气风发的15岁的少年,正在油灯下拼命地读书。有一本书叫作《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第一卷开篇写道:“呜呼,中国将亡矣!”这本专述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书,在少年沉思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决心走出家乡,去寻找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1910年夏,他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广泛吸收史地知识,接触的进步书报也愈来愈多了。1911年春,他又前往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研究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会章,熟悉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反清战斗口号,还了解了黄花岗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开始站到清朝政权的对立面上去,并毅然剪掉脑后那根长辫,还写了一篇反清的文章贴在学校门前的墙壁上。

  这个走上反清道路的青年正是毛泽东。

  也在这时,还有一个10岁的英俊少年,由于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乖谬和家务繁难,思想渐趋成熟。他摆脱了对菩萨的迷信[周恩来说:“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决定离开位于淮河和大运河交流处那块平原上的出生地——江苏省淮安市,远赴辽东,投奔亲人,以争取读书的机会。他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来到沈阳,凭借时任奉天府度支司制用课主稿的大伯父周贻赓和时任铁岭县银州镇税员分省补用通判的三伯父周贻谦的供养,先后在银岗书院和东关模范学校就读。虽然他身处清朝地方小吏的家庭环境,却在勤奋的学习中广泛接触了西方新学和许多新知识,他秘密阅读以救亡和反清为主旨的进步书刊,他亲眼见到了中国人在外国租借地内饱受欺侮的场面,开始对飘扬在领事馆门前的外国国旗、耀武扬威的蓝眼睛巡警、不时有钟声传出的尖顶或圆顶教堂,以及清政府的屈辱的官厅,油然而生出反感和一种鄙视之情。

  这个已显出卓识远见的少年正是周恩来。

  清朝隆裕皇太后和监国摄政王载沣,为溥仪确定了一个好听的年号——宣统,意在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业绩,使清朝能万世一系统治下去。然而,事实无情,3岁继位的溥仪,还不满6岁就退位了,就在那年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1945年8月14日,中国大地重光,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和德王的傀儡政权同时坍台。显然,跟溥仪等战争罪犯算总账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不料,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正在进军东北的人民军队下达了“妥善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这显然是溥仪当时完全不能理解的。

  对这件事,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公元1908年12月2日。

  严寒笼罩着中国,笼罩着北京,笼罩着紫禁城,笼罩着太和殿。

  殿前广场上的文武百官正朝着金銮殿内的御座叩拜,坐在御座上的人竟是3岁娃娃,他显然还不能依靠自身的把握坐稳这把龙椅,有位27岁的年轻人这时正单膝侧跪在龙椅的下面,伸出双手扶持着娃娃。

  这里正发生着举世皆知的事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正式而隆重的皇帝登极大典。那娃娃便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而侧跪着扶持他的年轻人就是摄政王载沣。随着这次盛典,宣统纪年开始了。

  这时,在位于湖南省湘潭县的秀丽的韶山冲,有位意气风发的15岁的少年,正在油灯下拼命地读书。有一本书叫作《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第一卷开篇写道:“呜呼,中国将亡矣!”这本专述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书,在少年沉思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决心走出家乡,去寻找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1910年夏,他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广泛吸收史地知识,接触的进步书报也愈来愈多了。1911年春,他又前往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研究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会章,熟悉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反清战斗口号,还了解了黄花岗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开始站到清朝政权的对立面上去,并毅然剪掉脑后那根长辫,还写了一篇反清的文章贴在学校门前的墙壁上。

  这个走上反清道路的青年正是毛泽东。

  也在这时,还有一个10岁的英俊少年,由于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乖谬和家务繁难,思想渐趋成熟。他摆脱了对菩萨的迷信[周恩来说:“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决定离开位于淮河和大运河交流处那块平原上的出生地——江苏省淮安市,远赴辽东,投奔亲人,以争取读书的机会。他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来到沈阳,凭借时任奉天府度支司制用课主稿的大伯父周贻赓和时任铁岭县银州镇税员分省补用通判的三伯父周贻谦的供养,先后在银岗书院和东关模范学校就读。虽然他身处清朝地方小吏的家庭环境,却在勤奋的学习中广泛接触了西方新学和许多新知识,他秘密阅读以救亡和反清为主旨的进步书刊,他亲眼见到了中国人在外国租借地内饱受欺侮的场面,开始对飘扬在领事馆门前的外国国旗、耀武扬威的蓝眼睛巡警、不时有钟声传出的尖顶或圆顶教堂,以及清政府的屈辱的官厅,油然而生出反感和一种鄙视之情。

  这个已显出卓识远见的少年正是周恩来。

  清朝隆裕皇太后和监国摄政王载沣,为溥仪确定了一个好听的年号——宣统,意在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业绩,使清朝能万世一系统治下去。然而,事实无情,3岁继位的溥仪,还不满6岁就退位了,就在那年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把溥仪作为革命的对象,是因为溥仪代表着反动的封建复辟势力,包括铲除溥仪本人,都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了,毛泽东仍把溥仪看成人民的敌人,则因为溥仪已经沦为日本军阀的走狗了,这时反对溥仪及其傀儡政权,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环节。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请于绥远、西北和华北之域,实现国共合作,组成抗日联军,“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封信里,因为曾言及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李守信和伪蒙古军副司令卓什海对绥远地区的进犯与威胁,从而提到他们的上司——伪蒙古军政府总裁德穆楚克栋鲁普,由此又谈到比这位蒙古王公还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人物溥仪,认为他们同为丑类,同为中华爱国军民的凶恶敌人。毛泽东写道:“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1944年3月3日至4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了一次报告。这是他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身分,用“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并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方法,对召开于10多年前的那次大会深入研究之后提出的。周恩来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大革命后期,即1927年4月至7月,党一度依靠冯玉祥的武装力量,犯了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冯玉祥原为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的部将,曾任督办。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同年11月5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1926年9月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这些固然都是进步之举,但冯玉祥当时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不可依靠的。周恩来说:“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结果,坐镇郑州的冯玉祥,一面应付来自武汉的国共人士,一面前往徐州与南昌的蒋介石见面,遂导致参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尽管其间冯将军也保护过一些共产党员,特别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赞成抗日,长期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但他在国民党清党时期的政治态度是不可取的。周恩来的结论是,不能只看到冯玉祥曾驱逐溥仪出清宫。也不能只看到他访苏得到信任并在1926年回国时带回了斯大林赠送的一套酒具,而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应当坚定地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如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广大的工农群众武装。

  周恩来早年论及处于最反动位置上的溥仪,采取的就是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又过去一年半,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和德王的傀儡政权同时坍台。正是在这个应该跟溥仪等战争罪犯算总帐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却向正在进军东北的人民军队下达了“妥善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

  此事外界无闻,是周恩来于1961年6月10日接见溥仪、溥杰及其夫人嵯峨浩一行时亲口说出来的。因为谈到嵯峨浩撰写的回忆录《流浪王妃》,周恩来忆起抗战胜利之际、也是伪满垮台之际的种种史实,面对嵯峨浩及其次女嫮生,他语调亲切地讲出一件令在场者惊愕且感动的事情:“战争结束,‘满洲国’崩溃之际,我们曾下达命令,爱新觉罗家族现在东北,找到他们要加以妥善保护。但命令好像没有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在此,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7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流浪王妃》于1959年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当年再版九次,并拍成电影。嵯峨浩在这本回忆录中叙述了伪满垮台之际她跟随溥仪和溥杰逃亡通化及以后辗转流徙的痛苦经历。嵯峨浩说,他们是在从大栗子沟转移到临江县城时遇上共产党军队——东北民主联军的,当即受到监视。随后,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又被分批押往通化市,乘卡车或压道车行进在冰雪山道上,时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在通化,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嵯峨浩等被隔离在市公安局二楼某房间中,而溥仪的“贵人”李玉琴及其随行人员则被软禁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内,她们当然全都经过了严密的人身检查。1946年2月3日发生了恶梦般的“通化事件”[通化事件系由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晓策划,勾结原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等不甘于失败的日本军人,而发动的以推翻民主政府为目的的武装叛乱,很快被平定],在枪弹和大炮的轰鸣中,溥仪的老乳娘因失血过多而死去,李玉琴受伤,婉容神志不清,嵯峨浩也吓坏了。嗣后,她们硬顶着零下30度的严寒,在遭到惨重破坏的建筑内又住了一个星期,才迁入居民家中。有一次,看管她们的士兵还曾在半夜闯进来把手枪顶在嵯峨浩的头上说:“不许动,动一动就打死你!”原来又发生了日本人袭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婉容等爱新觉罗家族人员随部队行动,乘坐带通风孔的货车于1946年4月间回到长春,在已改为部队招待所的原厚德福饭店稍住几日,又随军撤离,被摇摇荡荡的“闷罐”列车运到吉林市。在公安局拘留所冰冷的板铺上,在连续数日疲劳的审讯中,嵯峨浩甚至想到过“就此结束嫮生的性命,然后自杀”,然而她必须活着,照顾景况更加悲惨的婉容。据说这位皇后因断绝鸦片而犯烟瘾,终日不是发狂似地呼喊“救救我!救救我!”就是呻吟着翻白眼,在地板上乱滚。“看守和八路军的干部都争着跑进拘留所来看发狂的皇后” [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0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宛如上动物园往里瞧动物,进进出出来去不绝。当国民党军队轰炸并进攻吉林时,已不堪举步的婉容被捆在一把架着长木杆的坐椅上,由6名日本俘虏抬着上了火车。到延吉下火车后,又被弄到一辆马车上游街,一面写有“汉奸伪满洲国皇族一行”字样的大白旗插在车辕子上。随后被收容在延吉法院的监狱里,其时婉容已是垂死之人,得不到鸦片,又不能进食,加之无人照料,而于6月20日孤独地结束了悲剧生涯。嵯峨浩是在婉容死前数日随军撤往佳木斯的,在那里又受到“千方百计地审讯”,直到弄清她并不曾帮助关东军干坏事,也不曾在宫廷享受奢侈的生活,才解除怀疑而在哈尔滨把她释放了[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07—10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皇族其他人员也陆续被释放了。这以后嵯峨浩利用日侨身分争取携女儿嫮生遣返,不料又陷入国民党的控制之中,先后被囚于锦州、葫芦岛、北京和上海,历尽磨难,最后通过日本军俘虏收容所的联络组,与尚在南京的前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再三恳请,方允释放回到日本。

  这虽然确属嵯峨浩的亲历,但囿于个人闻见,加之环境复杂,就难免与事实有出入。或以偏概全,或但闻其一不知其二。就在前文提到的那次会见中,周恩来直率地谈到自己的看法。他对嵯峨浩说,你写的那本《流浪王妃》,以及据书拍摄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了。你的著作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些事实,很好,很勇敢。但有一些涉及八路军的事情不真实。我们已做过调查,当时党中央是有意争取伪满人员的,一些下级官兵还不知道。进到东北以后对你们和日本侵略者未加区分,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走了很多处,那也是很自然的情况。你那本书和电影有些刺激中国人民的东西,暂时还不能在中国出版或放映。

  现在,嵯峨浩已经做古。她在人生最后的时日里,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认真修改了自己的著作,不仅重新认识了伪满垮台之际那一段浪迹天涯的生活,还补充了她在60年代初与丈夫在北京团聚的幸福晚年生活。新版《流浪王妃》在日本和中国都出版了。

  显然,在伪满垮台之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并决定了对溥仪、对爱新觉罗家族人员、对伪满首要分子等应该采取的政策,而且对进入东北作战的部队下达了“妥善保护”的命令。

  为什么要保护一个高踞于人民之上的清朝皇帝?为什么要保护退位以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的反动人物?为什么要保护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民族罪人? 这首先是鉴于复杂的历史情况而提出的。当时,战争尚处于拉锯状态,环境异常艰苦,然而,有了一道保护的命令,便使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和“皇御弟”溥杰的夫人嵯峨浩,都得到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东北民主联军很好的照顾,何长工司令员还在通化亲切地接见过她们。

  也是那次会见,周恩来还联系抚顺战犯管理所而对溥仪和溥杰等人说:“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让大家担心了。这是为了保护你们。坦率地说,老百姓对爱新觉罗家族有多深的仇恨,我们当时也并不完全清楚……” [参见嵯蛾浩:《流浪王妃》第17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作为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也曾回忆那段流浪生活[参见李玉琴记述、王庆祥整理:《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年出版]。她谈到何长工司令员在通化亲切接见自己和嵯峨浩的情景,谈到东北民主联军对她的照顾和关怀。象何司令员那级干部显然能知道来自党中央的指示。部队在拉锯式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并没有抛弃溥仪的“皇后”、“贵人”以至“皇御弟夫人”,这恰恰是尽了“保护”之责。当时的下层官兵,或为穿上军装不久的农民,或为反正的国民党战俘等等,他们对“皇后”一类人,对像嵯峨浩那样的日本人,采取某些过激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李玉琴讲,后来部队干部找她谈话,逼她写出与溥仪离婚的违心声明,否则就不许她跟父母团聚。他们的本心也许不错,可这又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呀! 直到战后几十年,李玉琴也不能忘却当时的情景,每到北京还一定要探望何司令员呢!

  再说婉容,她于1946年4月随部队返回长春以后,部队本来是要把她交还亲属抚养的。那时,婉容之父荣源已被押往苏联,她哥哥润良不肯接受,甚至看也不看妹妹一眼。部队也曾商之于李玉琴以及她的母亲,但李家实在无力负担鸦片成瘾的“皇后”。就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已又带上婉容在战火中转移。与其说她被部队抛弃,莫如说是同胞骨肉、是皇族本身抛弃了她……

  在伪满反动而丑恶的统治刚刚结束的时候,对溥仪及爱新觉罗家族采取“妥善保护”的措施是必要的,否则势必使他们面对无限怨恨的士兵与百姓。那么,正在逃亡中的皇族们的命运可就惨了。一旦发生问题,显然不利于深入了解内情,而从政治上考虑更属有害无利。

  “妥善保护”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提法,而是毛泽东在总结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顺理成章的正确政策。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过后,追究责任往往要抓出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战犯,他们的罪恶有轻有重,犯罪的条件也千差万别。与其从肉体上通通消灭他们不如改造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把战争隐患转化为致力于和平和社会进步的一份力量。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给地主、富农一份土地的政策。 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对原来的压迫者剥削者给予生活出路的政策,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并不是皇帝或哪一个反动分子个人。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发表演说认为,辛亥革命“革”掉了皇帝,然而,代之而起的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与专制皇帝也没有什么分别,就实质而言,清朝、民国都是“一党专政”的“吃人政治”,“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可见光革掉一个皇帝是没有用处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并于1948年1月18日发出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指出:要“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 对于迫使宣统皇帝退位的辛亥革命给予了盖棺论定的总结。他说:“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 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妥善保护”所表现的,恰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恰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

  然而,直到周恩来道破之前,溥仪对于这道保护他及其家属的命令,居然毫无所闻,难怪他长期以来把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1946年末,当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奉命劝说溥仪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以争取将来获得赦免的时候,竟被拒绝了。囚居于前苏联期间他一听说引渡就吓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