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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陈云对中国金融的几项重要决策

发布时间:2010-07-26
陈云金融决策的国内外背景: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与中国对外经贸交往扩大

  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它虽然损害了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但对战后经济的稳定和贸易的迅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战后经济复兴的完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消了外汇管制,实行多边支付,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异使私人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套汇套利而大规模流动,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各国政府之间为争夺黄金储备、限制资本流动而展开的“货币战”,并最终导致以固定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受此影响,国际货币关系动荡,汇率波动剧烈,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现象严重,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成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中心问题。70年代,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越南战争的消耗,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美元不断贬值,再也无法同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这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1972年2月,中美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在此之前,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大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文革”部分的“左”倾错误。

  国内形势和中外关系的变化,使对外工作特别是对外经济贸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发展的势头很快。

  陈云长期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对发展对外贸易一直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就指出:“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为缓解粮食紧张局面,陈云提出并亲自抓进口粮食的工作。为了提高进口粮食和机器设备的外汇支付能力,他又提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争取多出口创汇。“文革”中,陈云受到冲击,被下放到江西的一个工厂“蹲点”。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利用一切时间抓紧学习。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并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这可以从陈云在给女儿的信和陈云女儿的回忆中得到印证。1970年12月14日,陈云在给女儿陈伟华的信中说:“订一份《参考消息》。这可以知道世界大势。不知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陈云对世界形势的密切关注,为他以后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72年中期陈云复出后,参加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处理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并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当时有着迫切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经济问题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作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

  “四三方案”引进工作的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公司,交易是通过市场进行的,结算方式除单机按现汇支付外,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这些在当时都缺乏经验。为此,陈云亲自对进出口贸易进行调查,及时提出并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和货币金融等问题的研究。

  “文革”后期,在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创汇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1973年全国出口创汇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对汇率等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便越来越敏感。1973年5月5日,陈云同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等谈话时说:“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灵敏。我们今年商品进出口如果按80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1%,一年就要差8000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重要决策之一:主张恢复金融研究所以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1973年5月5日,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等问题时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很敏感,现在消息又快,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世界价格。”

  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谈话时,更进一步提出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他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10个重要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特别是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进行利害估计。6月7日上午,陈云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行长兼中国银行总经理乔培新等人谈话,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10个方面的材料:(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及其黄金储备;(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三)800亿欧洲美元分布情况;(四)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行业标志,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及每次危机的间隔时间;(六)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主要矛盾及经济上矛盾的表现;(七)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之间的大致比例;(八)美国1973年对外,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的赤字;(九)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估计;(十)外国银行给我们透支便利的利弊。

  在谈话中,陈云指出:人民银行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搞起来,担负起全面经济研究的任务。他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对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任务,陈云也多有考虑。他说:机构搞起来之后,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画圆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他还着重强调: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举了延安时期对边币和法币关系的研究的例子,以强调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他还对外贸部和银行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外贸部的任务是管好商品价格的波动,要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业务经理。银行的任务是管好货币的波动,要当好国家的外汇财务经理和金融经理。银行要有专门在这方面搞研究的人。如果这个工作不做好,将来会犯错误。”

  根据陈云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当时有人讲现在人民银行可以借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但在国内碰到这样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的质疑,因为早在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个棘手的情况,陈云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过去没有7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因此,规章制度也要变动一下。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由于陈云的支持,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10亿多美元,支持了对外引进工作的需要。
重要决策之二:建议增加黄金储备以应对美元危机

  黄金储备,指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作为金融资产持有的黄金。它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文革”后期,陈云敏锐地把握着国际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推动中国政府大量增加黄金储备。此项决策,既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为新时期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准备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1973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他认为,今后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将来,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虽然此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

  6月,陈云经过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应该把中国当时存在瑞士银行的一批外汇拿出来买黄金保值。7月,陈云指出:“国际市场价格在工资提高后,只会增不会减。黄金价格还要上涨。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我曾建议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买进黄金后,如果需要付款,还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

  7月14日,在听取由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汇报时,陈云对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作出了重要判断和指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7月27日、7月28日、8月4日,陈云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成为‘五保户’。后来,‘五保户’变成‘暴发户’,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糊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那时国民党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全世界的30%。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此要充分注意。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现在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都没有说到点上。”

  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我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增加了近一倍。这批黄金储备,不仅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后来,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愈益显示出陈云在“文革”后期增加中国黄金储备决策的正确性。
重要决策之三:赞成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规避价格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市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有着对国际市场、商品和技术等的大量需求。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任何大的举措,都会引起国际资本的关注。国际垄断资本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放大镜,在世界各地市场到处猎取获取暴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维护国家的利益,陈云把目光投向了商品交易所。

  1973年7月14日,陈云在听取五丰行汇报时,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看到了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价格避险的功能,指出: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大多通过中间商进行,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我们过去有时只顾完成商品采购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利用交易所,就是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他还指出:“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的另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为了不受制于人,陈云同时对外贸部负责人指出:“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不要集中在一两个市场,要分散。过于集中会被人垄断,受到控制时,我就被动。开辟新市场,在开始时,在价格上,出口可以稍低,进口也可以稍高,这样有利于建立新的据点。”根据陈云的指示,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的物资时,机动灵活地运用包括期货市场手段在内的多种贸易形式,积极参与国外市场交易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同年10月10日,陈云在为外贸部起草的《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其中就中国利用商品交易所一事作出说明。他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作了介绍,指出:“今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我们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从5月20日开始,市场传说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我向他们购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我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赚240万英镑。”
《报告》认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因为:一、目前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已占我进出口贸易的75%。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因货币危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商品价格反应非常敏感。外国商人认为我国购货时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常常乘机抬价。这点要注意。二、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我们买卖又大都经过中间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许多是参照交易所价格来确定的。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利用过交易所,这次也是利用私商进行的。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三、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240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这次利用交易所是一种迂回的保护性措施,是为了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

  在《报告》中,陈云还提出利用交易所要注意的问题: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因为利用交易所,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决不做卖空的投机,只对进口物资有时经过交易所购买期货,就是说只买进确实需要的物资。因此,像这次购糖做法是可以的,但次数不能多,每做一笔要请示报告,经过批准,每次总结经验。最后,他还强调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像这次购糖赚了240万英镑,对于中间商在商业习惯上给以应得费用和利润外,如果还需请吃一次饭,只需要100元的话,决不要多花1元。应该严肃教育干部和党员,不能有任何浪费,要勤俭为公。这给相关工作人员及时敲了警钟,同时告诫他们不要有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因为陈云深知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叵测,要临事而惧,不容有任何的疏忽和松懈,否则将是灭顶之灾。

  针对国内存在的利用交易所买卖是否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疑虑,陈云作了这样的解释: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是否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陈云的这些重要决策,是在“文革”后期“左”的政策还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作出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在当时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陈云没有退缩,在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他甘心冒风险。他曾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陈云利用自己的胆识和智慧,为刚刚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中国,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国人的爱戴。正如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陈云同志善于调查研究,脚踏实地工作,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