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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党如何开展宣传工作

发布时间:2014-11-19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段历史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宣传工作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起到了广泛动员和深刻教育的关键作用,有必要对其加以深刻总结。这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掌握宣传的客观规律,发扬党在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党的宣传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

  早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包含有关于宣传工作的内容,要求各级党组织以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等形式,迅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1923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7页)1928年6月,中央又发出通告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异常重要,各级党部要特别注意的做传单,壁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报告事实消息的小纸片……不断刺激鼓动群众的热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为使宣传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几种关系:

  首先是宣传工作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对宣传工作仍给予了一如既往的重视。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表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个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版,第454页)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在根据地展开了广泛宣传,“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

  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对宣传工作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清晰定位。1940年9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即指出:“要把一个印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1942年5月,毛泽东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这无疑是将宣传工作与武装斗争二者相提并论,提到了同样重要的高度。

  其次是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宣传与组织是党务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工作往往更被人们重视,从而难免会影响宣传工作的积极性。为纠正这种偏向,中共中央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24年5月,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文件强调:“不能认机械式的组织与宣传鼓动是同等重要的。……无论怎么样好的组织系统不能代替这种宣传的。……宣传更重要于组织。”(《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3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5年版,第12页)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上,中央又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书记兼宣传部,第二人担任组织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81—382页),也将宣传的重要性置于组织工作之上。

  1929年6月,中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还特别针对那种认为组织重于宣传的错误观念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只有党的组织与斗争工作才是实际工作,宣传只是‘说白话’,‘做文章’,是一般‘文把子’、‘老先生’的事情。因为这样,他们分配工作,便将那些完全不能作实际工作只能写几句文章的人,指定担任宣传工作,而且只有党的组织与斗争工作不甚紧张之时,才注意到宣传工作。这种错误观念,使宣传工作完全离开实际,在实际斗争中毫无宣传工作。党必须以最大的力量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党的正确的宣传工作,便是最实际的工作,而且有推动党的一切其他实际工作的伟大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再次重申:“党内还存在有‘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把宣传工作看得可有可无,从而有些地方宣传部没有或有而等于虚设;其次还表现在分配干部上,把意识不好或不可靠的分子塞在宣传部门里。这种倾向之存在,由于党内某些同志没有了解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对于轻视宣传工作的倾向必须加以彻底纠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6—507页)

  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又发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对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作了详细阐述,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我们党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门,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同样重要,这份《提纲》还提出:“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有赖于宣传鼓动组织机构的健全。在各级党的组织内建立强有力的宣传鼓动部门,集中宣传鼓动的人材,统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页)

  以上一系列材料表明,尽管在革命战争年代,宣传工作有时难免受到其他方面的冲击,但中共中央始终对此保持警醒并采取了许多纠偏措施。而这种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显然是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富有针对性的宣传内容

  在进行宣传活动时,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宣传的内容必须具有针对性,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例如在大革命时期,一些地方忽视群众需求,简单流于“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空洞口号,导致宣传效果不佳。1926年4月,中共中央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指出:“我们要得到群众不可只注意很大的问题,尤其不可开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老套头,而是要注意许多地方政治人民生活,这些琐细问题,都是群众日常切身感受到的。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当时,工农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的重点对象。在对工人宣传时,中央主张:“教育宣传员更要注意到客观接受的方法。在未报告或讨论某一个问题之先,应该注意到工人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了解的程度和兴趣;甚至于我们用那一种言语才能传达我们所要说的话,都要注意到的。”(同上,第616页)“鼓动的口号不宜太多和太长,长易于失掉鼓动的作用。鼓动的口号必须是工人中最实际最主要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06页)工作可谓十分细致。

  对农民进行宣传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早在1924年,中共中央就指出:“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的同意(农民会),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8页)这是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动员口号。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又提出:“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同上,第360页)这无疑也是切合农民实际的,反映了一种务实的作风。

  在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十分注重对农民宣传的针对性。1929年6月,中央制定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就提出:“工农民权革命,无疑的是目前群众客观的革命要求,但群众最直接易于认识的,却每每是部分的经济的更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相关联的一些问题,所以党必须特别注意于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这样,群众才会有兴趣而接受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50页)到了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又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6—837页)言之谆谆,无不强调宣传内容的针对性。

  三、宣传形式的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内容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但这还需要通过宣传形式的大众化才能体现出来。1925年1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便要求:“我们的鼓动应当使群众了解,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才能有力。所以应当用极通俗的言语文字。……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口头上文字上的宣传表现他们的心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81页)1926年5月,中央又提出:“宣传的文字及说话总力求通俗,譬如我们宣传奉军之残暴,日本帝国主义援助奉军之种种事实时,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总要他听去不觉新奇容易接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25页)

  在宣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非常注意将宣传与鼓动加以适当的区分,认为“宣传的口号是要根据党的政纲和总的路线来决定的”,而“鼓动的口号是要以群众的实际的要求来决定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19—120页),二者功效不尽相同。1928年10月,中央又发出通告提出:“须知鼓动的口号是临时的具体的,鼓动口号是发动群众争斗的动力与目标,一个鼓动口号出去便要能发动群众到一个具体的争斗目标上来;若是临时的鼓动口号与经常的政治宣传口号完全混淆起来,便容易使群众认不清目前争斗的目标,而迟疑或降低其立即争斗的情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14页)

  到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更是对宣传与鼓动的关系作了充分阐述。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明确指出:宣传与鼓动是组成我党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统一的,同时又是有区别的。宣传工作主要是文字上的,并带有更多的经常性,而鼓动工作则主要是口头上的,并多带临时性。因此,要善于适应情况,当使用鼓动时就使用鼓动,当使用宣传时就使用宣传。这份提纲还提出:在进行鼓动工作时,又应特别注意下列各项:(1)抓住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事实;(2)抓住为广大群众最切身的,最迫切的,最易感动的事实;(3)讲话要生动,富于情感,富于煽动性;(4)时间要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28—132页)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中共中央对宣传工作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认识也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为此,在宣传的方法上应多注意于:(A)向全中国人民说话。(B)使我们的话为大众所了解。(C)多采取谦逊的、商讨的、和平的、合于中国民族习性的形式。(D)不要太抽象、太刻板、太偏激,而要生动、活泼、具体,带有充分的科学性与说服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710页)1941年5月,中宣部又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中强调: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工作干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真正使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休息退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02页)

  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大众化主要体现为宣传形式的多样化。据统计,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使用过的宣传方式方法多达60多种,除了常见的印传单、小册子,张贴标语、布告,召开报告会、演讲会、读书会,创办各种类型的墙报、油印小报、铅印大报,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宣讲队、演剧队、兰衫团、秧歌队、歌咏队、巡回展览队、孩子剧团等),还通过放幻灯,印鼓动画,写街头诗,贴壁上新闻,演活报剧,寄年贴,写慰问信,赠纪念品,放孔明灯等形式进行宣传,搞得有声有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而正是通过这种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大众化努力,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宣传,为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关于这一点,甚至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版,第468页)而蒋介石更是深知中共宣传的威力,曾特别手令宣传部长彭学沛,要求国民党新闻机构对中共的宣传战术深入研究,“于每星期检讨一次,详加分析,务必求彻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对策”(《蒋介石指示彭学沛对共党军事政治教育社会之宣传战术及运用方法切实研究》,1946年5月22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成功,由此亦可见一斑。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